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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老子的传说:张昭君: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?关于老子相关问题讨论

来源:首页 | 时间:2020-04-23

  同儒学相比较,道家学说在民国时期既不曾正面卷入激烈的政治思潮,又无须担当起众多历史问题、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,从而能在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得以相对公平的评价。西方文化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民国文化的主潮,在此大的学术背景下,民国时期对道家及其学说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。

  1.对先秦道家学统的重新审视。有关先秦道家学说的讨论,最为激烈的是围绕老子年代的考证,因为老子年代与庄子年代、孔子年代直接相关,不仅关系道家的学统,而且涉及儒家的学统。并且,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批判儒学、疑古信古等热点问题。

  围绕老子年代问题的论争最早是由胡适引发的。历代关于老子及其著述的记载甚少,且缺少强有力的论证。清代崔述、汪中等皆对《史记》所载老子其人发生怀疑,这一观点正与民国疑古思潮相合拍。但一贯勇于“疑古”的胡适却仍旧采用《史记》中《孔子世家》、《老子列传》以及《礼记·曾子问》的记载,沿袭传统观点,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断定老子生于周灵王初年,早于孔子。由于此书出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教之时,且学界“疑古”“趋新”思潮正盛,因此不久即遭到了批评。1922年梁启超发表《评胡适之〈中国哲学史大纲〉》一文,首先对胡适提出的老子年代提出质疑,而把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定在战国末年。梁启超采纳崔述及日本学界的看法,对上古史料持怀疑态度。梁文发表后,虽遭到张煦的批驳,但却得到顾颉刚、张寿林、罗根泽等一批“疑古派”学者支持。1923年夏秋之际钱穆撰成《关于〈老子〉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》、1931年冯友兰出版《中国哲学史》,从思想系统考证出《老子》后于《庄子》,孔子问礼者与《老子》作者系两人,目的是抬高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的儒学及孔子的地位。唐兰、郭沫若则撰文认为老聃长于孔子,为孔子之师,但《老子》并非老聃所著,而是他人作于战国时期。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,先后发表《与冯友兰先生论〈老子〉问题书》、《与钱穆先生论〈老子〉问题书》、《评论近人考据〈老子〉年代的方法》等文加以辩驳。钱、冯二氏稍后也皆作文章回应胡适的批评。一时间,老子其人其书问题成为争论热点在线咨询心里医生前后发表文章达40余篇,这些论文大都被收录在《古史辨》第四册和第六册中。

  相对于老子年代的讨论,民国时期有关列子、杨朱、庄周的研究要少得多。1910年蔡元培在其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一书中沿用日本学者久保天随的说法,主张杨朱即庄周。唐钺从“杨朱”、“庄周”声训的角度否定了蔡元培的说法。王树荣则改用义训的方法,提出《庄周即子莫说》。这些观点失之牵强,在当时就鲜有认同者。

  2.对先秦道家经典与人物的考证。无论是疑古还是信古,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需要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。民国时期对道家经典及老、庄生平事迹的考证性著作也不在少数。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承继传统学术的考据方法,注重训诂、注释,治学皆从小处着眼,注重史实的考证,风格也不同于顾颉刚、钱穆等人的大开大合。

  20年代初,马其昶撰《老子故》、奚桐著《老子集解》,皆是对道家要籍《老子》进行注释。从形式上看,这两部著作都带有传统的“集注”的特点,在方法上颇注意“以子证子”,在训诂方面多本《说文》、《广雅》,体现出扎实的小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。20年代以后,陈柱的《老子集训》、蒋锡昌的《老子校诂》、严灵峰的《老子章句新编》相继问世。其中,严氏《老子章句新编》以协韵同文义相比较,对《老子》书的章句、错简、脱文、衍误详加校订,并依“道体”、网上医院病情咨询“道理”、“道用”、“道术”四目重新厘定全书,不乏学术创见。高亨的《老子正诂》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学术著作。作者以“忧患之心”而“沉浸陈篇”,“校勘则折其中,训诂则循其本,玄旨则阐其要”[7]。杨树达《老子古义》从史学角度考释《老子》大义,钱基博《老子〈道德经〉解题及读法》深入浅出,吕思勉《经子解题》平正通达,这三部书各具特色,也是研究《老子》的重要著作。关于老子的传说:张昭君: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?关于老子相关问题讨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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